“16世紀中葉，遠洋航海技術將原本孤立的洲際市場編織在一起，景德鎮憑借其龐大的產能成為‘世界工廠’。”趙強介紹，位于江西的景德鎮，其瓷器出海需經過極為復雜的陸水聯運路線：沿昌江水系匯入鄱陽湖，順贛江南下，翻越梅嶺(大庾嶺)古道后轉入北江，順珠江抵達沿海。

　　“澳門在其中起到了接入環球供應鏈離岸樞紐的重要作用。”趙強鋪展開一幅早期澳門地圖說，1557年，葡萄牙人獲準在澳門筑室居留后，澳門逐漸發展成為華南沿海最重要的國際自由貿易中轉站。與漳州月港以民間合法海商主導、廣州依賴官方市舶與行商體制不同，澳門憑借穩定的洋商常駐居留權與外貿棧房，構建了“歐亞主干線(澳門—果阿—里斯本)”“東亞樞紐線(澳門—長崎)”和“跨太平洋絲路(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3條輻射全球的遠洋主干線，徹底重構了中國瓷器的外銷格局。

　　“在這3條全球航線網中，澳門扮演了無可替代的‘轉換器’角色。”趙強表示，美洲與日本的巨量白銀經由澳門及華南沿海港口源源不斷流入中國，滋養了內陸手工業；景德鎮龐大的瓷器產能則通過澳門被吸納進全球供應鏈，實現了“白銀與瓷器”的全球雙向大循環。

　　訂制貿易與中西藝術的雙向融匯

　　趙強指著澳門博物館收藏的明崇禎·景德鎮窯青花開光溪山高士紋菱口盤(克拉克瓷)告訴記者，從制瓷技術與藝術融合角度看，景德鎮彩瓷與青花技術是“中國傳統技藝與外來文化元素融合的產物”。而澳門，正是這一雙向轉譯與訂制貿易的核心樞紐。

　　早在16世紀中葉，已有葡萄牙商人向中國訂制瓷器的記載。澳門常駐據點建立后，這種訂制貿易日趨常態化。歐洲商號代理人與傳教士在澳門提出器形、紋飾與功能需求，經由華商網絡傳遞至景德鎮，促成了克拉克瓷的誕生。

　　克拉克瓷以景德鎮青花技術為底色，采用了適應歐洲陳設與展示秩序的“分區開光”布局。17世紀初荷蘭人在馬六甲海峽截獲葡萄牙克拉克大帆船后引發轟動，拍賣會上的克拉克瓷之名由此風行全球。

　　“同時，澳門也是西方視覺資源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趙強介紹，羅明堅、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帶來西洋畫作與透視法觀念，為當時中國外銷瓷對西方透視與明暗塑造的吸收奠定了基礎。反過來，經澳門源源不斷運往歐洲的景德鎮瓷器與其“二元配方”技術，極大地啟迪了歐洲，比如德國梅森窯對高溫硬質瓷技術的突破，讓澳門成為名副其實的中西技術與藝術融合前沿。

　　圣保祿學院遺址的考古印證

　　“文獻記錄了貿易的繁榮，而地下考古發掘，則為澳門獨特作用提供了物理實證。”趙強常年征集、整理、收藏克拉克瓷殘片，深知澳門與克拉克瓷的深厚聯結。

　　2010至2012年間，聯合考古隊在澳門圣保祿學院遺址即大三巴牌坊的東側發現了一處大型豎井式圓形坑遺跡，深約9.9米，坑內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瓷器殘片。經科學檢測比對，絕大多數為明代晚期景德鎮民窯生產的克拉克瓷。

　　令人矚目的是，遺址中還出土了象首形流部的“軍持”克拉克瓷殘件。“軍持”多外銷東南亞及伊斯蘭教徒生活區，在耶穌會士聚居的圣保祿學院遺址出土，不僅證實了景德鎮瓷器經澳門中轉的事實，更展現了瓷器貿易跨越宗教與族群的強大輻射力。

　　此外，以景德鎮克拉克瓷為主的瓷器殘片還廣泛分布于澳門草堆街、崗頂及關前街等昔日海岸與商埠遺址。“這些多點分布的考古實證，真實還原了中國瓷器在此抵港集散、走向世界的歷史圖景。”趙強說。

　　事實上，圣保祿學院重建的資金很大一部分直接來自貿易船只的捐納，大三巴牌坊上圣母雙手合十為海船祈禱的雕刻，正是當時海上貿易、教會力量與景德鎮物資流通深度交織的見證。

　　“從昌江的窯火到濠江的船帆，景德鎮賦予了澳門海絲敘事以扎實的物質基礎，澳門則為‘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世遺價值闡釋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全球視角。”趙強表示，兩座城市一山一海、一產一銷，在大航海時代共同譜寫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華彩篇章。

　　(本報澳門8月7日電)

　　本報記者 富子梅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